“往年这时候早该调整社保缴费了，今年到现在都没动静，员工问我工资是不是算错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”9 月上旬，北京某连锁养老机构人力总监张景看着员工群里的疑问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每年 8 月底、9 月初，社保缴费基数调整本是职场 “常规操作”，但今年全国多省份打破了这一惯例 —— 截至 9 月 4 日，尚无省份明确公布 2025 年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，仅河北、内蒙古等四省披露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（下称 “社平工资”），企业只能沿用上一年基数缴费，这一 “迟到” 现象不仅让职场人困惑，更折射出社保缴费调整背后的多重考量。

社保缴费基数的 “迟到”，并非偶然。按照惯例，每年 6 月至 8 月中旬，各省会依据上一年度全口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，确定当年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（上限通常为社平工资 300%，下限为 60%）。但今年，这一流程明显滞后。多位社保专家分析，核心原因在于社保缴费基数调整涉及多方利益平衡：一方面，过去五年多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涨幅显著，北京从 2020 年的 3613 元 / 月涨至 2024 年的 6821 元 / 月，涨幅达 88.8%，上海同期涨幅近 50%，中低收入群体与私营企业缴费压力持续加大；另一方面，若下调基数下限，又需兼顾社保基金可持续性，尤其在人口老龄化加深的背景下，基金收支平衡面临考验。

基数 “难产” 的背后，是不同群体的差异化承压。对于月薪低于基数下限的人群，基数上涨直接意味着到手工资减少。以北京为例，2023 年至 2024 年，月薪低于 6300 元的职工，个人每月社保缴费增加 52 元；灵活就业者如外卖骑手，每月最低养老保险缴费多支出 99 元。而企业端压力更甚，张景所在的养老机构，一名月薪 5000 元的护理员，企业年社保成本从 2019 年的约 1.13 万元增至 2024 年的 2.13 万元，涨幅近 90%。为降低成本，不少养老机构开始用已退休人员替换年轻护理员，导致行业人员年龄结构失衡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部分城市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已逼近甚至超过当地私营企业平均工资。如呼和浩特 2024 年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为 4934.8 元 / 月，仅比当年社保缴费基数下限高 71.8 元，这意味着当地私营企业员工若按基数下限缴费，社保支出占工资比例已处于较高水平。与此同时，社保遵缴率也在悄然下滑 —— 中国职工养老保险遵缴率从 2011 年的 85.2% 降至 2022 年的 80.8%，部分低收入群体因缴费压力增大选择 “断保”。

面对这一困境，业内对调整基数下限的呼声渐高。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乔庆梅建议，可小幅度降低社保缴费基数下限，兼顾个人养老需求与基金平衡；暨南大学冯帅章则提出，根据个人收入灵活调整基数下限，提升灵活就业群体参保积极性。但反对声音同样存在：有社保专家指出，若下调基数下限，可能导致企业进一步 “合规降标”，34.1% 的合规企业占比或再受冲击，最终影响员工未来养老金待遇。

目前，多地已出台过渡措施。如沈阳明确暂缓调整医保缴费基数，待社平工资公布后再补收差额。而从已公布的 2024 年非私营、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来看，四川、海南等多省增速大幅下滑，四川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甚至零增长，这意味着 2025 年社保缴费基数大概率迎来 “低增长”，部分省份或出现负增长。

社保缴费基数的 “迟到”，本质是政策制定者对 “减负” 与 “可持续” 的权衡。正如乔庆梅所言，长期来看，缓解缴费压力的根本在于提升就业质量与劳动者收入。但当下，如何尽快明确基数标准，让企业与员工吃上 “定心丸”，同时找到多方利益的平衡点，仍是各地亟待解决的难题。毕竟，社保缴费不仅关乎每个职场人的钱袋子，更牵动着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根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