立秋那天，阳光洒在阿娇家卧室的洗衣机上，刚结束化疗一天的她，熟练地举起撑衣杆晾衣服，动作自然得让人忘了她是一位原发性印戒细胞胃癌晚期患者。就是这样一个与死亡近距离接触的人，和已逝哲学家朱锐、曾经历手术的 “我”，组成了三个与死亡对话的生命样本，他们在病痛与恐惧中，探寻着生命的意义与活着的温度。

阿娇，网名 “柱子哥”，从 28 岁到 35 岁两度患癌，如今已是胃癌晚期。她的生活被病痛填满：吃一点东西胃就僵住，喝水都像吞了块石板，深夜吐血后只能独自忍受，连呼吸都成了负担。但她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忱，一边记录抗癌日常，为肿瘤末期患者发声，一边规划着接下来的行程 —— 去北京参与实验戏剧，和闺蜜去济州岛旅行，再和家人去俄罗斯看冬宫的木乃伊、涅瓦河畔的风景。她在《哲学家的最后一课》上密密麻麻写满批注，对书中朱锐提到的 “翼装飞行” 感同身受：“那是每个受限于病床的人，每天无数遍会在脑海里出现的事。” 即便深知生命可能随时终止，她仍抱着 “普通人得了癌症以后依旧可以拥有璀璨人生” 的信念，在病痛的洋流中紧抓浮木，奋力向前。

朱锐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，在被宣布仅剩数十天生命后，没有陷入绝望，反而开启了一场关于死亡的 “最后授课”。他把病床上的自己形容为 “寄居蟹”，尾椎肿瘤压迫神经、腹水淹没腹腔，身体消瘦到只剩皮包骨头，却很少对外强调病痛。他拒绝家人的过度照护，独自完成治疗，甚至在重症病房住院后，仍坚持回到独居的家。在生命最后阶段，他每天与记者对话，将对死亡、生命的思考凝结成《哲学家的最后一课》，在人民大学毕业典礼上，他形销骨立却挺直身体，给年轻人留下真挚寄语。2024 年 8 月 1 日，朱锐在安宁病房离世，但他的思想从未消失。姐姐朱素梅在他走后，通过分享他的故事、筹备死亡教育课程，让他的生命力以另一种方式延续，“生生不息，生死流转” 成了对他最好的纪念。

“我”，曾因双侧乳腺手术发现身体病灶，面对棘手的手术方案，一度陷入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。那段时间，“我” 像受惊的野兔，紧盯身体的每一点异常，半夜常被疼痛惊醒，感觉 “肉身沉入深海”。正是这段经历，让 “我” 与阿娇因 “病人” 和 “读者” 的双重身份相遇，也让 “我” 走进朱锐的故事。在与阿娇一起晾衣服、聊病痛的过程中，在听朱素梅讲述弟弟生前点滴的过程中，“我” 逐渐明白：死亡并非神秘的灾难，而是身体的一个过程，而活着的意义，就在于认真感受每一刻的温度。

这三个与死亡擦肩的人，用各自的经历诠释着生命的韧性。阿娇在病痛中追寻璀璨，朱锐在绝境中传递思考，“我” 在恐惧中学会接纳。他们让我们知道，死亡或许无法避免，但面对死亡的态度，却能决定生命的重量。就像朱锐在书中所说：“谈论死亡，是为了更好地活。” 每一个认真活着、勇敢与死亡对话的人，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生命赞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