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廷公文为何被尊为大手笔？理学家的经典之作又凭何被誉为 “大文字”？在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浩瀚星河中，“大文字” 犹如一颗独特的星辰，散发着神秘而迷人的光芒。它既非简单的文体分类，也不是单一题材的代名词，却能统摄众多名篇佳作。这一内涵丰富的概念，究竟有着怎样的演进历程与独特价值？让我们一同走进古代文章学的世界，探寻 “大文字” 的奥秘。

“大文字” 内涵的千年嬗变

“大文字” 概念最早由朱熹提出，他在《与刘子澄书》中感慨自己无力撰写 “大文字”，这里的 “大文字” 是相对题跋而言，特指奏议、行状等篇幅长、内容实用的文章，为该概念奠定了最初的基石。到了宋末元初，“大文字” 的评判标准转向思想深度，王义山将《西铭》《太极图》等理学经典称作 “大文字”，凸显其对理学思想阐释的深刻性。

明代，“大文字” 的内涵进一步丰富。它既可以指代宋濂等大家起草的朝廷高文典册，与传统意义上的 “大手笔” 概念相通；也被用于评价唐宋散文中艺术高超之作。茅坤赞叹韩愈《衢州徐偃王庙碑》“立论奇高，造语怪伟” ，唐顺之欣赏曾巩《太祖皇帝总序》的精妙布局，这些都是从文章艺术技巧层面赋予其 “大文字” 的美誉。

创作 “大文字” 的严苛标准

作为古代文章学中的高端存在，“大文字” 的创作有着极高要求。从作者心境来看，宋人李淦强调需 “放胸襟如太虚”，达到物我合一之境，让轻清之气流转于笔端。同时，作者还需笔力强劲，真气充盈，笔力孱弱之人难以驾驭 “大文字”。

行文结构上，“大文字” 讲究谋篇布局、章法合理。方国评刘大櫆《游晋祠堂记》“叙次景物，曲折分明如画”，邱维屏自评《正统图说》“分画甚明”，都体现了对文章条理清晰的要求。在整体风格方面，“大文字” 追求 “庄重”，讲求气骨。冯班批评苏轼文章 “嬉笑怒骂”，推崇其《表忠观碑》等庄重之作；汪有光认为《孟子》“议论正，气骨高”，堪称 “大文字” 典范。

“大文字” 的文章学价值之光

“大文字” 在古代文章学中意义非凡。它有助于洞悉事物本质，王之绩提出讲性理能 “洞彻精微”、论治道可 “深究利害” 便是 “大文字”，强调其识见的独创性与深刻性。

清代，“大文字” 概念拓展至诗歌评点领域。俞玚评杜甫《蜀相》，认为八句诗抵得上一篇佳作，兼具艺术与认识价值；沈德潜赞赏李梦阳《玄明宫行》“垂戒后人” 的作用，凸显其在诗歌批评中的重要影响。此外，“大文字” 还是文章地位崇高的象征，吕祖谦以《五凤楼赋》为《宋文鉴》压卷，龚炜盛赞《史记》为 “宇宙第一部大文字”，都体现出对这些作品的推崇之意。

从概念的提出到内涵的不断丰富，从严苛的创作标准到独特的文章学价值，“大文字” 贯穿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发展历程中。它不仅是对优秀文章的高度赞誉，更为我们理解古代文学的审美追求与思想深度提供了独特视角，在历史的长河中持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